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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俄罗斯经济论坛(2020)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发布时间:2021-11-17 13:51:10   ※发布作者:佚名   ※出自何处: 

  属蛇的今年多大近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俄罗斯经济论坛(2020)”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分别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曲文轶教授主持开幕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近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俄罗斯经济论坛(2020)”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分别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曲文轶教授主持开幕式。

  周傲英表示,华东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俄苏研究传统,俄罗斯欧亚和东欧研究历来是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主攻方向,相信研究中心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主办“俄罗斯经济论坛”将进一步推动我校俄罗斯欧亚和东欧研究迈上更高台阶,也将为凝聚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俄罗斯欧亚和东欧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资政启民和人才培养,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姚枝仲认为,俄罗斯是我国周边体量较大的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具有较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独特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值得中国学界深入研究。他认为,从事国别经济问题研究,包括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政策,既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也可以为我国处理好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刘军表示,冷战结束以来,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经贸合作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为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了基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俄罗斯经济所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俄罗斯经济运行的本质及发展的规律性因素对于经贸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来自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重点围绕“俄罗斯经济与经济合作”“欧亚国家经济与中国—欧亚经济关系”“中东欧国家经济与中国—中东欧经济关系”三个专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辽宁大学前校长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建民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冯绍雷分别作主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邵滨鸿研究员主持主旨环节。

  陆南泉对近20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评析。他认为,2000年至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深化市场政策的作用,同时国际能源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2008年到202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却跌宕起伏,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没有摆脱依赖能源的结构政策。从当下来看,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充分。

  程伟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俄罗斯修改了2018年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我们应明确在疫情之下,有力的能够更好地在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作用。

  李建民以“2020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回顾与复苏展望”为题作了阐述。他认为,当前俄罗斯由于受全球疫情影响,同时受到地缘和的叠加影响,其经济发展会放缓,虽然后续将在各种应对措施的支持下实现反弹,但是仍旧会维持一种低速增长。在新能源和全球新工业背景下,俄罗斯力图摆脱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国内加快复兴和振兴制造业,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通过实施“工业化线图”,打造区域产业链。这些举措对经济有着长期增长的驱动效应。

  冯绍雷从国际经济学视角下探讨了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前景。他认为,国际经济学为理解俄罗斯与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背景。在对三位IPE(评估系统)领域的代表性国际学者关于大国关系核心阐释的梳理基础上,冯绍雷提出运用IPE理论研究俄罗斯与大国关系需要加强和拓展的六个方面,包括发展、和平与战争、全球转型的“再转型”、是否能用“与”来划分世界、俄罗斯与关系中的周期性现象、经济合作与地域空间、危机与IPE等。最后,冯绍雷探讨了IPE与未来大国关系的研究前景,尤其侧重于IPE视角下的俄与关系、关系,重点提出IPE对推动关系发展的几大主要方面,包括危机推动与内生动力、区域构建与双边关系、物质利益关系与思想推动。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昕主持第一专题会议。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王海燕研究员作点评。中国社科院欧亚所乌克兰研究室主任赵会荣研究员比较分析了欧亚地区国家以来经济发展的特点:第一,经济波动幅度都较大,发展轨迹相似。第二,欧亚地区国家普遍属于原料型经济体,对于国际大商品市场行情,经济增长中主要的贡献源于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而不是科技水平的提高。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多元化并行发展。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不高,经济合作较大程度上受到关系影响。依托欧盟的相关合作机制,欧亚地区部分国家不仅加强了与欧盟的经济联系,而且在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面也逐步向欧盟靠拢。欧亚均推行经济多元化战略,与区域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第四,人口变化和劳动力移民对经济影响较大。

  中国—上合组织培训(上海政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授探讨了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的经济合作问题。他认为,上合组织国为发展经济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发布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合作的规范性文件,有力推动了上合组织框架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方面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上合组织赋予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经济合作繁荣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合组织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和互利共赢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与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密切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成欧亚经济伙伴关系,达到上合组织地区共同繁荣。

  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王维然教授探讨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他提出,中亚国家对开展产能合作给予了较高期望,希望通过合作提升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带动经济发展,实现成为经济强国的目标。中国企业须认识到中亚国家人口决定了其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容纳需要规模生产的产品。同时,中亚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展程度不高,也难以为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中间型产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孙祁探讨了数字经济趋势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FTA战略。他表示,2020年是中国自贸协定签订的收获年,RCEP的签订和有望今年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正标志着我国从贸易协定的实施者向贸易规则构建的参与者或制定者转变。因此,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现有FTA的基本框架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贸易新规则势在必行,凭借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要在疫情后主动引导建立不同的区域数字贸易新规则,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将成为我国探索建立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突破窗口。

  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刁莉与合作者唐倩,分析了中国海外移民对“一带一”中亚西亚国家人力资本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国家的华人移民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非居民的模仿性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华人移民同时通过直接效应与通过影响东道国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在“一带一”国家中,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东道国异质性。

  王海燕认为,第一,在欧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当中欧亚经济联盟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若想与欧亚地区开展更加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合作,须要同欧亚经济联盟进行深入的合作。第二,数字经济有可能成为欧亚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第三,供应链的区域化也将改变欧亚地区的发展格局。第四,欧亚国家在疫情后的团结趋势增强。第五,金融合作方面的体现。第六,有关移民问题,随着劳动密集产业的软化,新技术的提高,移民的影响是否会在未来有新的改变需要进一步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田春生主持第二专题发言。张昕作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孔探讨了波兰经济转轨范式的变化。他认为,一是更加强调国家的作用,由国家提供福利、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国内产业发展。二是的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国有经济,在一些经济部门进行了国有化,与转轨之初强调的私有化有很大不同。三是国有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波兰更加偏重国有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四是本届波兰更加关注经济转轨分配的公平性,推行了一些福利政策,希望将波兰打造成为“福利国家”。五是认为新结构主义在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大有可为,波兰欲推行的产业政策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东欧研究中心高晓川研究员探讨了后疫情时期中欧产业转移给中东欧国家带来的机遇。他提出,欧盟及其一些国加紧制定关键产业的相关政策和投资审查政策。欧盟及国中陆续出现呼吁在后疫情时期在产业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呼声,其首先以促进欧盟及国在一些产业领域并以首选药品及医疗产品实现中自给自足为目标。后疫情时期中欧产业链部分重组不可避免,欧洲国家通过重新布局产业结构来增强其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作为欧亚新兴经济体,中东欧依靠经济地缘、产业布局、劳动力要素和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将首先在中欧产业链重组中获益。从大国关系及地缘角度看,中东欧在欧亚大国竞合关系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武汉大学的刁莉和樊筠茹,介绍了他们基于GTAP(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对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问题的研究。研究显示,利用GTAP模型和2019年最新发布的GTAP10数据库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进行模拟,通过双方关税降低幅度与贸易便利化冲击效果,突出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在开发贸易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明显超过关税壁垒的改善;而且这种促进作用是双向的、互益的;同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

  田春生探讨了俄罗斯经济“内向化”发展趋势。他认为,俄罗斯经过多年的转型,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今后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因此,在目前的国际和条件下,在国际和国内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下,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内向化”趋势将会延续,甚至可能会固化,它将是影响未来几年俄罗斯经济走势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南开大学中东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景维民教授从国家经济治理思想的角度探讨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问题。他强调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演进给予我们的:一是要重视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国家经济治理的首要,二是尊重以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为国家经济治理的客观依据,三是要以阶段性演进为背景不断完善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四是要以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前提实施国家经济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中海研究员分析了疫情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冲击。他认为,疫情使对外贸易、社会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增加。疫情对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影响,要从和条件两个方面来考虑,就是世界经济,条件就是俄罗斯经济自身问题。除此之外,对俄罗斯长期经济走势的判断,还要关注“人、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组合,它们将决定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增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从动员模式探讨了疫情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形势。他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进程,疫情使得俄罗斯经济遭受了打击,俄罗斯的动员式反应要从内循环角度处理问题,避免过度依赖全球化。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教授剖析了俄罗斯能源行业面临的挑战。他表示,俄罗斯能源产业链存在一定短板,同时国际能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页岩及新能源带来的冲击,对俄罗斯等传统能源国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俄罗斯能源战略目标以及应对方案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他,俄罗斯应主要以保持生产、力争出口稳中有增为目标,立保市场份额的同时又与OPEC、美国形成竞合关系;其次是形成多元化的天然气管道出口线,以布局氢能发展为主要方向;最后是转向东方开拓新市场,加大LNG开发力度。

  中央财经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童伟研究员与其合作者宁小花,探讨了俄罗斯公共卫生支出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他们认为,俄罗斯一方面以国家战略助推公共卫生支出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公共卫生财政预算管理模式,通过规划预算的引入,改变预算编制本位,强化预算管理流程,完善绩效评价体系,使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效应得以改进,公共卫生支出更加直观、具象和高效,为有针对性地解决俄罗斯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促进全民医疗健康状况的普遍改进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构筑了良好的通道与平台。俄罗斯的公共卫生支出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借鉴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提出,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数字化技术改变了经济产出模式,新能源技术开始崛起,传统能源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在数字化的今天,应人口和产业结构对国家未来发展机会产生的影响。由于未界经济的中心会由西向东转向,尤其是伴随着RCEP的成功签署,东亚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以及强大的购买力,促使这种转向可能会加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欧阳向英研究员从我国“十四五”规划为出发点探讨了战略合作前景,认为尽管“十四五”是中国国内发展规划,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决定了其实施必然与国际循环有关,并将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产生影响。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十四五”期间如何携手破局、推进对接是重要议题。欧阳向英将的合作归纳为战略、常规、应急和潜能开发四个方面,两国应针对自身的实际互相补足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以及鉴于数字经济在未来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应加强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技能等方面的合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军梅副院长基于动态比较优势探讨了印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她认为,印三国均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业,俄罗斯有强大的油气产业,印度则有强大的软件业,这为三国的经济合作的开展与深化赋予了可能性。三国应在互助基础上进一步培育互信,以更包容更的眼光看待合作。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曲文轶教授及其合作者探讨了在中亚市场上的出口竞争问题。他们认为,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并扩大在中亚市场上的存在,有关两国在中亚的出口竞争问题被广泛提及,但尚缺乏严谨的研究。采用统计描述法对2000—2018年两国在中亚的出口态势进行长时段比较分析,发现尽管中国在中亚市场上的地位持续提升,但俄罗斯的影响力大体保持了稳定。然后使用2003—2018年中亚五国共40种两位数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构建动态引力模型并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并未挤占俄罗斯在中亚的出口空间,相反在整个中亚区域和单个国家,无论是全部商品层面还是聚焦于制成品领域,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均具有积极带动作用。他们据此认为,本研究对于实现中国、俄罗斯、中亚三方共赢具有作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唐朱昌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共克时艰,赋能发展的合作选择”。他认为,两国目前均面临疫情流行和全球经济不振所带来的影响,两国应做到共克疫情,赋能发展。为此,一是要进一步提升信任机制,秉承全面协作伙伴关系的初心,明确双方的利益,使经济红利成为不断提升两国信任的润滑剂;二是要结构性地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御领域的投入,有力的拉动经济;三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链分工,实现价值增值效应与乘数效应;四是要推动贸易合作的便利化和创新,不断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五是要强化科技合作,创新发展思维,不断提升科技合作和创新发展水平。